换一副理论镜头，同一种现实就换了模样

政治经济学即政府与市场分配稀缺资源，单一视角必然误判现实

2005年7月，《科学》杂志创刊125周年，公布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其中就包括：马尔萨斯的理论还会是错的吗？为什么有些国家持续增长而有些陷入停滞？政治经济学的这些问题，正是本书要沟通的“经典、历史与现实”。本书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朴素而有力的定义：它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如何相互塑造，核心线索就是稀缺资源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分配。在日常生活中，空气无限故不稀缺，洁净水、诺奖名额、上市额度却稀缺。人类分配稀缺资源的办法至少有七种：靠暴力（美国为夺取领土发动对墨战争、兼并夏威夷）、靠权威（教皇子午线划分西葡势力范围、毛泽东以“大仁政”定重工业化优先）、靠投票（古希腊呼喊、根据地“豆选”）、先到先得（美国抢地）、论资排辈（日本年功序列、《楢山节考》弃老）、靠绩效（科举、奥运金牌）、靠交易（美国购路易斯安那与阿拉斯加）。这些办法可归为两类：横向的、依赖自愿交易的市场分配，与纵向的、依赖强制力的政府分配。横轴与纵轴的互动，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政治经济学的两面由此展开。一面是政治如何影响经济：英国在殖民地采用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遗留的制度遗产不同，今日人类发展指数有别；非洲政府宁可补贴也不提价农产品，是因为城市利益集团的政治威胁更大。另一面是经济如何影响政治：拥有石油等非税收入的国家政体更稳；英国靠贸易征税、法国靠土地征税，民众议价能力不同，分别孕育议会民主与绝对王权。经典为何既要“走进”又要“走出”？走进，是因为经典探讨最根本、最持久的问题，是与史上最聪明的人对话，且“经典是无形的手”牵引着我们的决策。走出，是因为照搬经典会成教条--拉美青年在芝加哥大学学了新自由主义经典，回国推行自由化，结果引爆金融危机，2001年底阿根廷12天五易总统。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早有警告：单一视角是危险的。本书接下来将呈现以个体、阶级、国家、制度为中心的四个视角，第一章就从个体视角讲古典自由主义。本书的七章正是七副透镜:从斯密的个体分工,到马克思的阶级剥削,再到李斯特的国家保护与诺斯的制度演进;每章结尾都甩出一组现实世界的'为何'谜题,逼读者拿起刚学的视角亲自拆解。经典由此不再是供奉的教条,而是可上手的工具。

这些办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横向的分配，一类是纵向的分配。 — 原文,第0章·约6-7页

不少民众常常埋怨政府出台荒谬的、难以理解的经济政策，而政治经济学则从政治逻辑来理解那些看似“荒谬”的经济政策----它们或许缺乏经济效率，但却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带来足够多的政治利益。 — 原文,第0章·约8-9页

分工与自由市场造富，马尔萨斯给增长设天花板

1776年是个奇妙的年份：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之父、《国富论》作者）出版《国富论》，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二者“打破了旧世界，开创了新世界”。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充满乐观，而1798年马尔萨斯（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人口原理》作者）出版悲观的人口论，给增长设了一道天花板。本章的主线正是：分工与自由市场催生国民财富，马尔萨斯却给增长设了天花板。斯密把劳动分工看作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他举了世人熟知的制针工厂：一个工人独自干，一天或许连一枚针都造不出；而10人分工协作，抽丝、拉直、切断、削尖、磨光、装针头……约18道工序，一天能制针48000枚，人均4800枚--若无分工，人均连20枚都难，产量因此暴增240倍。劳动生产率更持续跃升：1776年每人每天4800枚，到1980年已达约80万枚，提高16667%。分工提升效率靠三点：工人更熟练、节约转换工序的时间、积累经验催生发明。分工的好处落在普通人身上。1750到1975年，欧洲男性平均身高从约166厘米增至175厘米上下--人长高了，是因为物质条件改善、分工带来普遍富裕。苏格兰因分工更彻底，底层民众生活好过法国。反之，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有细致分工，却因否定市场交换而物资短缺（“下一个五年计划每家一架私人飞机，好去列宁格勒排队买面包”的笑话即其写照）--说明分工靠交换自发形成，而非政府规划。分工的驱动力是什么？斯密认为不是智慧，而是人性中的交换倾向，以及人的自利之心。他假定“经济人”理性、自利、追求效用最大化，并据此主张政府当“守夜人”，自由放任。那句最常被援引的话说：我们期望饭食“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个人追求私利，常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进社会的利益。伦纳德·里德《铅笔的故事》更展示：一支铅笔汇聚成千上万互不相识者的劳动，却无须任何中央计划--自利之心自然协调了复杂分工。马尔萨斯却泼了冷水。他的两条公理是：食物为生存所必需，两性情欲恒久。由此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增长，每25年人口便可能翻番，粮食却跟不上，于是贫困、饥荒、瘟疫、战争成为“积极抑制”。他反对政府救济穷人，认为救济会刺激人口、削弱工作激励，结果更糟。这一悲观循环被后世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科学》杂志至今仍在问：马尔萨斯还会继续错下去吗？斯密乐观、马尔萨斯悲观，二者同属古典自由主义。下一章将讲新自由主义如何继承并复活这套自由放任的信条。

如果没有分工，斯密说：“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 枚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 原文,第1章·约25页

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即受到市场范围（市场规模）的限制。 — 原文,第1章·约44页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呈几何级数（1,2,4,8,16,32 ），而土地却不可能像人口那样增长，基于土地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增长是呈算术级数增加的（1,2,3,4,5 ）。 — 原文,第1章·约60页

政府垄断货币权力终将侵蚀个人自由

如果你口袋里的钱一夜之间变成废纸，你会怪谁？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人最清楚这种痛。1923年，德国马克因恶性通胀几乎归零--一个鸡蛋要8000万马克，一磅黄油要60亿马克，储户甚至收到银行通知说68000马克的存款'管理费已超存款'。新自由主义的两位旗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奥地利裔经济学家，朝圣山学会创始人，反对计划经济)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货币主义大师，主张自由市场)认为，这场灾难的元凶不是别的，正是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

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给出惊世诊断：政府天然有通过印钞掠夺民众的冲动--历史上'铸币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贬值的历史'。他主张让私人银行发行竞争性货币，用'用脚投票'取代国家垄断：私人发钞者若滥发货币，客户立刻流失，'所遭受的惩罚就是立刻丢掉自己的生意'；而政府却没有这种约束。弗里德曼则从另一面补刀：政府强制征养老金、发行医执照、管制飓风时的物价，都是家长主义对自由选择的无谓干预。他用'四种花钱模式'说明--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最有效，而政府花别人的钱往往低效。

哈耶克指出：迄今为止发生的历次严重通货膨胀，都是政府通过印钞机满足其财政需要的结果。我们不能假定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官员也有着自身的利益。 — 原文,第2章·约75页

但历史的反例也很硬。19世纪以前货币本是'非国家化'的，民族国家兴起后各国却争相缔造国家货币。政治学者埃里克·赫莱纳(研究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家)指出，这背后是降低交易费用与强化民族认同两大动机。爱沙尼亚宁可'用土豆皮维持生计'也要发行自己的克朗，因为货币是国家独立的旗帜；美元的国际霸权 likewise 靠军事同盟与石油美元维系，而非纯粹经济竞赛。

哈耶克更深的警告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央计划不仅低效，还会摧毁民主与法治--当政府控制所有经济手段，也就控制了人们的偏好与自由。苏联从斯大林经济模式滑向集权政治，在他看来只有'一步之遥'；不过印度长期计划经济却维系了民主，提醒我们这条规律并非铁板钉钉。

弗里德曼指出有四种花钱办事的模式：一是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二是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三是花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四是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 — 原文,第2章·约113页

回到全书主线：第二章用'货币与计划'撕开新自由主义的底牌--他们相信自利的个人靠价格信号行事，政府管得最少最好；第三章将把这把'理性人'的手术刀，从市场切进政治。新自由主义把'政府'钉在自由的对立面,而下一章将证明:即便撇开政府,政治市场里的自利个体同样会跑偏。

政治人理性自利必然扭曲公共决策

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从19世纪50年代的80%一路掉到20世纪末的50%--日本人2012年投票率更创二战新低。为什么选民越来越不爱投票？理性选择学派把政治学变成了经济学的'殖民地'，其核心假定是：选民、政客、官僚统统是理性自利的算计者。

安东尼·唐斯(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民主的经济理论》作者)的回答很冷酷：投票是项消费，要花时间交通、还要花钱了解候选人。一旦两党为争夺中间选民把纲领包装得'千人一面'(中间选民定理)，选民便觉得'选谁都一样'；而自己那一票改变结果的概率，比开车去投票路上出车祸还小。于是'理性的无知'横行--只有8%的美国人说得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名字。

布坎南指出'赤字中的民主'的逻辑。民主国家竞选的压力会让他们财政赤字问题越来越严重，相应的问题就是公共债务积累得越来越多。 — 原文,第3章·约124页

詹姆斯·布坎南(美国公共选择学派代表，《赤字中的民主》作者)用同样的冷逻辑解释美国债务为何居高不下：理性的政客绝不会主动增税或减支--增税得罪金主，减支得罪养老金与医疗选民。既然借新债能收买选票、还钱是下任的事，'赤字中的民主'就成了必然。梅斯奎塔(美国政治学者，《独裁者手册》作者)补全拼图：独裁者只需喂饱极小的'制胜联盟'，所以赤道几内亚人均收入3.7万美元却只有44%人喝上干净水，而穷得多的洪都拉斯反而90%人有清洁饮水。

曼瑟·奥尔森(美国经济学家，集体行动逻辑提出者)点破消费者为何斗不过食糖厂商：大集团成员人人想'搭便车'，小集团(制糖游说团)却因利益集中、协调成本低而轻易俘获政策，让美国糖价翻倍。尼斯坎南(美国官僚经济学者)补充：官僚追求预算最大化，又因垄断与信息优势让议会无从监督，机构自然臃肿。

奥尔森指出，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会增进那些共同利益，这种流行观点看来没有什么价值。大集团成员倾向坐享其成，小集团反而更易达成集体行动。 — 原文,第3章·约143-147页

但第七章的实验泼来冷水：人在被欺骗时宁愿自掏腰包报复，只为公平感牺牲利益--这挑战了'理性人'。全书主线在此转弯：当第三章把个体理性推到极致，下一章的马克思将从阶级与结构的视角，质疑这套以'平均人'为中心的范式。公共选择学派因此开出的药方不是'选好人',而是'改规则'--用宪法层面的约束把政治人的自利导向公益,这恰是布坎南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贡献。它把政治从'谁上台'的伦理问题,翻转为'制度如何塑造选择'的设计问题;也由此提醒改革者:与其指望清官,不如设计让自利无处作恶的笼子。

资本积累必然带来贫富、异化与危机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形容卡尔·马克思(19世纪思想家,《资本论》作者),大多数人会脱口而出'批判资本主义'。但美国经济思想史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评价他,是'资本主义体系所曾遭受过的最严肃、最敏锐的检视'--他钻研最深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运作逻辑,而非空想社会主义。本章就用'阶级'这把钥匙,重读马克思为何既盛赞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力,又断言资本主义必然被危机与对抗缠身。

先说一个反差。马克思并不怀念'田园诗'般的封建时代,他承认资产阶级推动了历史进步: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公元元年到1400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仅0.05%,经济总量翻番要1400年;而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年均增长率达2%,35年就能翻番。资产阶级打破封建羁绊、推动世界联系、促成城市化与政治统一。但马克思的洞见不止于此--他更看到财富增长背后的'阶级'分配。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 原文,第4章·约162页

案例最能说明问题。二战后巴西被誉为'国家引导工业化的成功典范':1967到1973年GDP年均增长11.5%,钢铁产量从1964年的280万吨增至1976年的920万吨,轿车产量从18.4万辆增至98.6万辆,人均收入一度高于当时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可工人没从'经济奇迹'中获益。军政府压低工资,最低工资实际购买力在统治期间至少下降25%;若以1959年1月为指数100,1973年1月降至39,1972年有52.5%的民众生活水平达不到最低工资。原因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付给工人6小时工资却令其劳动12小时,多出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剩余价值。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

这引出第二个反差:资本家越努力积累,平均利润率反而趋于下降。多位学者估算,1949到1975年美国企业平均利润率从13%降到8%。马克思的解释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越进步,机器(不变资本)挤占雇佣劳动(可变资本),而剩余价值只由活劳动创造,等量资本雇的工人越来越少,利润率自然走低。单个资本家为竞争被迫用机器替代工人,个体理性汇成集体困境。

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 原文,第4章·约170页

再看美国的贫富分化。1950年代末,最富0.1%人群占国民收入0.2%;到2005年变成10.9%。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用长时段数据印证:资本平均收益(4%--5%)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1%--1.5%),靠资本获益者越分越多,工人相对贫困化。日本则提供了精神维度的注脚:1958到2004年人均收入提高近7倍,幸福感却轻微下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解释道,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类本质及同胞相异化,物质改善难抵精神贫困。

最后,经济危机为何如影随形?1825年被马克思确认为周期性危机起点,此后1836、1847、1857……直至2008年次贷危机反复发作。根子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为榨取剩余价值压低工人工资,工人购买力不足,而资本又盲目扩大生产,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产品堆积,真正生产的工人却买不起。危机不是偶然,而是制度内生的。

结尾接全书主线:马克思以'阶级'为中心打开了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但他预言的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迟迟未爆发。下一章,希法亭、列宁等跟随者将沿着这条阶级分析线索,把目光投向垄断、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解释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体系。

垄断资本必然走向帝国主义与依附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本名叫《大而不倒》的书畅销。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归了金融资本家,危机的代价却由纳税人埋单--美国政府动用相当于GDP总量40%到90%(约16万亿美元)的资金救助金融寡头。这就是'大而不倒'。鲁道夫·希法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金融资本理论开创者)早在1910年就预言了这种局面:资本主义已迈入'金融资本'统治的新阶段。

希法亭的核心判断是,银行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融合为统一的'金融资本',自由竞争让位于垄断。他分析的典型是德国:九家大银行集中了几乎所有存款的一半,银行从'中介人'变成'垄断者',通过兼并、参股控制大企业。由此他解释了发达国家为何在19世纪末集体转向贸易保护--这不是李斯特式的'保护幼稚产业',而是'卡特尔关税':用高关税帮国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对外则'国内高价、国际低价'倾销以夺取世界市场。保护主义成了金融资本永恒的武器。

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以前被分开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现在被置于产业和银行的支配者……共同领导之下。 — 原文,第5章·约202页

弗拉基米尔·列宁(俄国革命家)继承并深化了这一分析,写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给帝国主义下了五特征的定义:生产和资本集中形成垄断;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列强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其中的'资本输出'解释了19世纪末英国的怪象:1870到1914年,英国年均海外投资回报率5.72%,高于国内4.60%;伦敦更关心墨西哥的罢工而非威尔士的罢工。列宁点破:这是'相对过剩资本'的输出,资产阶级宁向落后国家榨取高利,也不愿提高本国工人生活。

这套逻辑也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德矛盾表面是商业竞争,实质是金融寡头争夺殖民地与经济区。列宁指出,当世界已被瓜分完毕,新兴帝国主义要重新瓜分就只剩战争一途。'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垂死、腐朽的阶段。

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 — 原文,第5章·约208页

战后,保罗·巴兰与保罗·斯威齐(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镜头对准美国,写出《垄断资本》。他们提出'剩余增长的规律'取代'利润率下降规律':大公司垄断定价,经济剩余(产品减成本)从1929年占GNP的46.9%升至1963年的56.1%,却找不到出路。庞大军事开支成了吸收剩余、维系霸权的理想方式--这解释了美国军费长期居高不下。

最令人警醒的是对落后国家的解释。依附论学者(以保罗·巴兰、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为代表)指出,印度的'去工业化'与英国的'工业化'是同一枚银币的两面:1750年印度占世界制造业25%,到1913年只剩1%;英国棉织品涌入摧毁了印度纺织与钢铁业。弗兰克的名言是:不发达不是传统社会的遗留,而是'造成经济发达的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产物--中心国家通过贸易、金融、投资、技术四种依附,把边缘国家锁定在依附性发展里。阿根廷因此被美国远远甩开:100年前两国并驾齐驱,如今差距悬殊。

不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的同一个历史进程。 — 原文,第5章·约235页

结尾接全书主线: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到巴兰、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与依附论,马克思的跟随者始终秉持'毫无保留的批判精神',把阶级分析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全球体系,也引出下一章关于国家角色的再思考。

国家是市场的政治前提，强权护航自由交换

我们从小被教导：市场是自然的，国家最好别管。但这一章要打破这个幻觉。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保护幼稚工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首任财长)和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代表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现代经济恰恰诞生于国家权力，自由市场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

开篇的问题很刺骨：为什么历史上不少国家要靠军队讨债？1838年墨西哥停付欠法国的债务，法国军队直接登陆韦拉克鲁斯武装讨债；1902年委内瑞拉欠德英意债务无力偿还，德英联合封锁其港口、击沉炮舰，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反而裁定干涉'正当'。马克斯·韦伯与李斯特都看到，国际体系的底色是'无政府状态'--没有更高权威，强国之上再无仲裁者。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强权护航的财富随时可能化为乌有，个人成功与国家存亡绑定在一起。

李斯特曾形象地指出：'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先发展国家不想后发展国家发展先进制造业。 — 原文,第6章·约311页

第二个故事更具反差：杰弗里·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把24000%的恶性通胀压了下去，在波兰也大获成功，却栽在俄罗斯。1994年俄GDP比1991年下降40%，六成人口陷贫困。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里点破：全国统一市场不是政府放松管制的结果，恰恰需要国家有意识地强力干预。俄罗斯只看见市场，却忘了国家--国家解体后，黑帮控制了近一半银行，自由市场失去了政治基础。非洲同样：长期缺乏战争洗礼与现代国家构建，市场经济便没有政治支撑。

转到产业层面，李斯特的洞察最锋利。他形容先发国家'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美国内战后关税长期维持在40%--50%，用庞大国内市场护持幼稚产业；而'空中客车'从1975年0%份额，靠欧洲国家补贴一路涨到2005--2007年的49.2%，与波音平分秋色，正是国家扶持打破先发优势的铁证。巴西的对照则发人深省：大农场主缴极低税、拿巨额补贴，根源是巴西缺乏'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权势集团左右了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并不是永远保护，他指出保护是暂时的，是权宜之计，保护幼稚产业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它们能成长起来参与世界市场的自由竞争。 — 原文,第6章·约320页

这一章接全书主线：国家不是市场的敌人，而是市场的政治前提；但国家如何运作、为何有的国家制度高效有的僵化，则要在下一章的制度视角里继续追问。

制度决定经济绩效，产权激励比资源更根本

上一章讲国家，这一章讲制度。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制度不同，命运可以天差地别。以索尔斯坦·凡勃伦(美国制度经济学派,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和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决定经济绩效)为代表的'以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把分析镜头从国家推进到规则本身。

凡勃伦先出场。为什么美国洛克菲勒、斯坦福等富商捐建一流私立大学？理性选择学派说是投资换名声，凡勃伦却另有解释：这是'代理有闲'--学者替主人履行有闲，荣誉归主人。《红楼梦》里贾府一道'茄鲞'，用十来只鸡配一只茄子，正是'明显消费'（炫耀性消费）：用浪费来证明富贵。凡勃伦说，有闲阶级制度来自人的'掠夺本能'，它塑造偏好、向下同化穷人，且因既得利益、共识内化与制度互补而极难变迁。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套社会的博弈规则，它们是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因此，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均衡。 — 原文,第7章·约339页

诺斯接棒，把制度定义为'一套社会的博弈规则'。最震撼的案例来自秘鲁学者德·索托：第三世界穷人握有至少9.3万亿美元却无合法产权的房产，成了'僵化资本'--资源沉睡、无法流转。诺斯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与清晰的产权保护，才是西方兴起的关键；但巴西的教训又说明，在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早熟的产权保护反而固化分化、扭曲激励。真正要紧的是'创造激励结构'，而非照搬西方制度。

制度如何起作用？一是激励：非洲教育规模猛扩却经济停滞，因为制度没把知识引导到生产性活动；英国《专利法》让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才加速技术变革。二是降低交易费用：德·索托在秘鲁合法注册一家小作坊竟要289天、花费相当于最低月薪31倍；海外侨民之所以能增加母国跨国投资，正是因为他们降低了跨国公司的信息与信任成本。三是可信承诺：英国光荣革命确立'议会上'，把国王捆住，国债年利率从1693年的14%降到1739年的3%，从而借到更多战债、打赢法国。

诺斯指出，并非有效率的制度就会取代缺乏效率的制度，因为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在特定历史时期，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 — 原文,第7章·约370页

最后，诺斯警示'路径依赖'：拉美被锁定在低效制度中，就像QWERTY键盘和4.85英尺铁路轨距，次优安排一旦形成便自我强化、难以脱身。这一章补上了国家视角未说完的半句--即便有国家，糟糕的制度也会让繁荣落空；全书由此完成从个人、阶级、国家到制度的全景。诺斯那句'制度决定经济绩效',既是本书的收束,也是给所有单视角论者的一记提醒:同样的资源,换了规则就是换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