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政治，既要有效国家，也要被关进笼子的国家。

政治的本质是受约束的权力博弈，而非赤裸暴力

假如把权力比作一把刀，很多人本能地认为政治就是挥刀拼命。可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用一个军阀割据的故事泼了冷水。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 原文, 第1章·约36页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小军阀混战，今天你占明天他占，流寇来了不仅互相交战，还把附近村庄洗劫一番。流寇统治最致命的是破坏了社会的激励机制：农民春天播种，秋天收获的却是别人。

政治以社会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约束条件，就没有政治，或者就不能称为政治。 — 原文, 第1章·约46页

没人愿意生产，整个社会的生产系统迅速崩溃，这才是内战死人多、长期贫困的根源。后来某个强有力者把其他流寇赶走，自己变成坐寇。

他发现靠抢劫没法长久，于是下令军人不得抢劫，只按每亩地大约10%的收成收税。坐寇统治下，大家有了生产的动力，经济反而比流寇时代好。

但坐寇也有问题：有的坐寇变得极其贪婪，把统治之手变成掠夺之手；而且坐寇终会死，继任者未必克制，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句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最终引来了大革命。

奥尔森的潜台词很清楚：只有把权力放进宪政与民主的框架，统治者不能胡作非为，持久繁荣才有保证。另一位经济学家诺思用跨国数据佐证。

他比较英国与法国：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起就限制王权，1688年确立宪政，有效保护产权，最终率先工业革命；法国君主权力过大，常侵犯臣民财产，连南方一个有名的市场都因国王掠夺而衰落。

诺思团队还统计了1960到2000年的数据：富国84%的年份在增长，年均3.88%；穷国虽有56%年份增长、增速更高达5.37%，却有44%的年份在衰退，年均负增长5.38%。

穷国之所以穷，核心是增长不连续。由此引出诺思悖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衰退的根源。回到中国古人的政治观，也分两路。

孔子说政者正也，君王端正百姓才端正，政府应是社会的道德榜样；法家的韩非却把国家视为国君的工具，主张明主靠刑、德二柄驾驭臣下，甚至说做棺材的匠人盼人早死才好卖棺材，因为利在人之死。

这种对人自利本性的冷峻洞察，比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还早了两千年。古希腊雅典则给了政治另一种定义：公民直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

雅典公民大会法定人数6000人，另有五百人议事会，还发明了陶片放逐法把威胁民主的人物放逐十年，并用支薪制让普通人也能参政。

英国政治哲学家米诺格因此说，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美国《政治科学新手册》更直接点明：政治以社会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没有约束条件，就不能称为政治。

当然政治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劝君主既要当狮子也要当狐狸；韦伯在民族国家竞争中强调国家理由；施米特把政治归结为划分敌友。

但他们都没否定一个根本：纯粹暴力只是物理力量，真正的政治发生在约束之中。说到底，政治的本质是受约束的权力博弈。

一个社会既需要一个能有效提供秩序与安全的国家，又需要一套能约束这把刀的宪政与民主，好政治，恰恰站在这两者的平衡点上。

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 原文, 第1章·约28页

政治学的千年转向：从追问应然到丈量实然

设想一个课堂的120个学生和授课老师，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扔到太平洋深处的无人岛，永远失联。活下去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有人说是分资源，有人说是选领袖，有人说是定分工产权。

我们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 原文, 第2章·约75页

但作者包刚升说，这些都绕不开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政治秩序。没有基本秩序，内斗和互相残杀就会出现，霍布斯说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就会降临。

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 — 原文, 第2章·约101页

这个岛屿寓言把人类走过的路演了一遍。最朴素的是传统统治：让讲台上的老师接着说了算。可老师也是人，掌了权有了军队警察，就可能从公正有为蜕变成贪婪暴虐。

换卡里斯玛型领袖呢？那位众望所归、魅力超凡的同学，一旦真坐上统治者的位子，心态也会变，搞不好危害比普通人还大。

再后来，护卫视队长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发动政变，靠武力把统治者换掉，规则于是变成谁有力谁统治。循环往复，岛民终于发现，靠传统、靠魅力、靠暴力都靠不住。

于是年长智者提出法理型统治的三条原则：第一，先定基本规则，规则优先于统治者，国王也在法律之下；第二，切实保障每个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权；第三，用和平投票的方式选择统治者。

另一位智者却泼冷水：这种秩序可欲，但可得吗？他见过不少国家搞了投票，结果精英四分五裂、派系恶斗，投票演变成暴力。

汉密尔顿在1787年那句诘问正点中要害：人类社会能否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建立好政府，还是永远注定靠机遇和强力？前者是应然，后者是实然，政治没有数学般的最优解。

从第2讲往后，书带我们走了一遍政治学本身。政治学有三大传统：哲学传统问应该怎样，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找最优良政体；经验传统问实际怎样，比如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记录希腊诸城邦真貌；科学传统则用因果方法探究为什么。

今天它分成四个领域：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思想史上一脉相承：希罗多德记下波斯内乱中三派争政体，欧塔涅斯挺民主、美伽比佐斯挺寡头、大流士挺独裁；伯里克利骄傲地宣称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柏拉图幻想哲学王统治；亚里士多德按统治者人数和是否为全邦谋利，划出君主、贵族、共和三种正宗政体及其变态；西塞罗推崇混合政体。

到了中世纪与启蒙时代，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引入基督教世界，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与道德剥离，路德1517年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引发宗教改革，博丹提出主权学说，霍布斯用利维坦说明国家必要，洛克、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卢梭（社会契约）依次登场，联邦党人一边用野心对抗野心搞分权，一边强调强而有力的政府效能。

进入19世纪，政治学转向经验研究。托克维尔实地走遍美国，写出《论美国的民主》，结论是民主靠地理、法制与民情维系，而民情最重。

20世纪政治学进一步科学化：波普尔主张理论要可证伪，找到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所有天鹅皆白；1923年芝加哥大学对6000个选民做抽样调查，开启行为主义革命；唐斯用经济人假设写《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用理性选择解释财政赤字；博弈论学者瓦尔特统计1940到1990年41场内战，仅17场达成和平协议，真正执行到底的只有19.5%，根源是缺少可信承诺机制。

读完这一讲你会发现，政治学的智慧在于同时盯着应然与实然。一种好的政治秩序既要有效，能提供秩序与安全，又要受约束，权力被规则关进笼子，这正是全书反复回响的主线。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是1923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对芝加哥6000个选民进行的抽样调查。 — 原文, 第2章·约127页

三大意识形态的论战，本质是自由、平等与国家角色之争

同一个公共议题，三个人吵得面红耳赤，往往不是因为事实，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里看问题。第3讲一开篇就抛出三段话：斯密说屠户酿酒家出于自利打算，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进社会利益，这是自由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柏克说要珍视祖先的成见、警惕绝对的民主制，这是保守主义。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 原文, 第3章·约146页

三种现代意识形态，底色全不同。自由主义出场最早，也最成体系。它的早期大师是洛克，他认为政府唯一目的是保护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统治须基于被治者同意，1776年《独立宣言》几乎就是洛克的复读机。

第一个正义原则：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来享有最广泛的、与他人类似的自由相容的基本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受惠最少者的最大利益。 — 原文, 第3章·约184页

斯密主张守夜人国家，但别误会他反对政府，他在《国富论》里专门列了君主三项义务：保安全、建司法、修公共工程。密尔在《论自由》里定了条极简原则：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他伤害他人。

后来古典自由主义遇到危机，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城市化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于是演化出现代自由主义：罗斯福搞新政（救济、复兴、改革），凯恩斯说自由市场会有效需求不足、政府该出手，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加了一条，社会不平等要有利于受惠最少者。

数据很说明问题：1900年西方财政收入占GDP普遍不到10%，今天到了30%到50%，北欧甚至超50%，斯密若在世怕是难以接受。

可现代自由主义又招来反弹，新古典自由主义因此复兴。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警告计划经济既不可行又侵害自由，他认为人是无知的，创新无法事先计划，所以必须给自由留空间；弗里德曼主张发教育券、办特许学校，让家长用脚投票；诺齐克则推最小国家论，认为超出防暴力、防偷窃、履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都是一种恶。

这股思潮在政坛落实为撒切尔与里根的改革：撒切尔大搞私有化，里根喊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还照拉弗曲线把所得税砍了25%。

保守主义则是另一副面孔。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后写《法国革命论》，说如果没有政府、军队、税制、财产稳定与和平秩序，单单一个自由不是好事、也长久不了，后来拿破仑恰恰以秩序者的姿态被法国人欢迎。

保守主义捍卫传统、信奉经验主义、把社会看作有机体，也重视等级、秩序、权威、家庭、宗教与财产权。它和古典自由主义在保护财产权上高度合拍。

社会主义从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反应中生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列了十条纲领，从剥夺地产、高额累进税到公立免费教育；后来的伯恩斯坦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在议会里通过累进税（如今多国最高税率40%到50%）、福利国家来实现平等，早期理想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

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老工党还死守公有制的优越性，新工党却已转向欢迎市场与企业家精神。意识形态的交锋最后落在几个场域：个人优先还是群体优先，囚徒困境说明各顾各未必最优；国家该多大，一个给上帝写信的美国小男孩认定白宫克扣了他50美金，正透出美国文化对国家权力的高度警惕；自由到哪里为止，该不该禁烟；以及民主值不值得要，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

说到底，三大意识形态的论战，本质是自由、平等与国家角色之争，而一个国家最终把国家角色摆在哪里，直接决定它是有效却任性，还是既有效又受约束。

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状态。……自由政策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 — 原文, 第3章·约192页

国家能力的强弱，比意识形态更能决定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

翻开公元1500年的世界地图，你会吃惊地发现：当时大部分地区根本不是由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的。中国是明朝，印度是莫卧儿王朝却未完全统一，非洲多是部落，美洲只有几个古文明。

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 — 原文, 第4章·约267页

而到了2002年，联合国成员国已有191个。国家并非从来就有，它是人类文明较晚才长出的一种组织。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统计过：1776年美国独立时，按现代标准全球只有21个国家；1917年俄国革命时53个；1945年二战结束68个；此后绝大多数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

查尔斯·蒂利把现代国家的兴起视为一个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过程。 — 原文, 第4章·约266页

问题在于，很多国家独立时并未准备好。尼日利亚1914年才由英国把南北两块殖民地拼起来，独立不久就打了两年多内战。

今天美国和平基金会用脆弱国家指数衡量，衡量的不是民主程度，而是一个国家能否有效运转，在最糟的地方，人们首先焦虑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与秩序。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说得很直白：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必须先有权威，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国家为什么会出现？霍布斯在《利维坦》里从自然状态推导：没有共同权力慑服大家，人就处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里，所以需要一个利维坦来垄断暴力、对内谋和平、对外御外敌。

恩格斯则从阶级冲突看，国家是缓和不可调和对立面的力量。吊诡的是，安全与暴力相伴而生：正因为有一个拥有巨大暴力的机构存在，普通人之间潜在的暴力才被遏制。

蒂利更直白地把早期国家构建比作有组织暴力犯罪集团的竞争，最强者最终垄断了暴力。从封建主义到现代国家，是一条漫长的路。

福山认为中国东周至秦汉已具国家形态；而欧洲中世纪是封建割据，大约990年有几千个政治实体，到1500年剩500个，1780年100个，2000年变成27个国家。

封建制下国王没有常备军、没有统一税收、没有中央官僚，靠的是领主与附庸的人身依附。1215年英国贵族逼国王签下《大宪章》，第39条写明不经法律审判不得拘押自由人，这是约束王权的开创性一步。

真正撬动封建的是技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经阿拉伯传到欧洲，火炮让贵族城堡不再牢不可破，国王凭财力买炮占了上风，封建制随之瓦解。

蒂利总结为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为打赢仗，君主必须发展军队、官僚和税收，这三者正是现代国家的骨架。怎么定义国家？韦伯最经典：国家是在一定疆域内成功宣布对正当使用暴力垄断权的团体。

迈克尔·曼补了六个特征：特定疆域、特定人口、垄断暴力、官僚系统、税收系统、主权获国际承认。按权力特征可分绝对主义与立宪主义；按功能角色又有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极权国家、发展型国家和掠夺型国家。

理论上也分四派：多元主义把国家当舞台、马克思主义视国家为阶级工具、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把统治者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斯考切波的国家主义则强调国家有自主性行为逻辑。

最关键的其实是能力。1985年《找回国家》标志国家主义复兴，核心概念是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斯考切波说国家能力是面对强大社会组织反对时执行正式目标的能力；蒂利定义为国家执行政治决策的能力；王绍光拆成垄断暴力、提取资源、调控经济等六个维度。

迈克尔·曼进一步区分专制性权力（不必协商即可强制）与基础性权力（制度化渗透社会贯彻决策的能力），美国强的是后者。

福山则把国家职能范围（做事多少）与国家力量强弱（能否做成）分开：美国是有限政府却执行力极强。蒂利据此组合出四种国家，挪威、日本属于高能力民主，索马里、刚果（金）则是低能力不民主。

这一讲的主线很清楚：决定一个社会治乱兴衰的，往往不是它信奉哪种意识形态，而是国家能力的强弱。一个好政治，既需要一个有能力提供秩序与发展的国家，又需要把它的专制性权力关进笼子，有效，且受约束，才是长治久安的答案。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 原文, 第4章·约254页

民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竞争性选举加公民自由的连续光谱

很多人习惯把政体一分为二：要么民主，要么不民主。第5讲告诉你，现实是一张连续的光谱，远没有这么干净。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政体就按两个标准划分：掌权者是一人、少数还是多数，以及统治为全体还是为部分利益，由此得出君主、贵族、共和三种正宗政体，以及僭主、寡头、平民政体三种变态。

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 原文, 第5章·约302页

到20世纪，主流三分变成民主、威权与极权；林茨还细分为五种，加上后全能主义和苏丹制。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熊彼特在1942年给出程序性定义：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换言之，公民广泛参与的竞争性选举。

第三种矛盾，即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假如民主不能起作用，人们则可能宁愿选择不经他们同意的统治。 — 原文, 第5章·约324页

达尔在《多头政体》里列出八项条件：结社自由、表达自由、投票权、任公职资格、政治竞争、多元信息、自由公正选举、按民意制定政策。

民主的特征可归为八点：政治参与、政治竞争、问责、回应、政治平等、多数决定、保护少数、言论与新闻自由。当然多数决定也有局限，阿罗不可能定理用三个女生买冰淇淋的例子证明，某些情况下多数规则根本不存在稳定结果。

民主怎么运转？两个小案例很说明问题。一个市镇的湖泊水质恶化，记者一报道，居民就抗议、找议员，当选者怕下次落选，立刻去查污染、调资源，这是正式回应机制在起作用。

另一例是公立学校：非民主下校长由上级任命，家长奈何不得；民主下学区委员会由选民选出，家长一投诉，委员会就能启动调查、罢免不称职校长。

民主的优势就在这种自我调适能力。但民主模式千差万别。雅典是直接民主，美国是代议制；代议制还能用精英治理平衡狂热民意。

精英主义民主（熊彼特）与平民主义民主（达尔）之争，焦点是实质政治平等能否实现，达尔承认阻力巨大。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更泼冷水：任何组织终归由少数人领导。

不过民主的精英统治与威权的精英统治有三点区别：领导权是否对外开放（奥巴马从普通人做到总统就是例子）、是否兼顾公益、公民能否用选票换人。

民主也有悖论。戴蒙德总结三个：冲突与认同的紧张、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冲突、同意与效能的矛盾，民主依赖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最难坚守。

国内对民主还有七种常见误解，比如把民主当纯哲学命题而忽视转型经验；以为转型是单向线性（其实法德日都经历过民主崩溃）；以为政体非民即不民（其实大量两不像政体，乌克兰就被评级为威权色彩浓厚）；把民主搞不好等同于民主本身不好（好比车开得差不能怪车）；以及忽视政府效能，汉密尔顿早就强调有效政府不可或缺，有民主而无效能终将损害民主本身。

威权与极权则是光谱的另一端。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是政治威权、经济自由的混合；威权体面的合法性始终是软肋，发展悖论让它左右为难，阿玛蒂亚·森还指出自由民主国家因新闻自由从未发生大规模饥荒致死。

极权主义更试图控制一切，弗里德里希归纳出六特征：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单一政党、有组织的恐怖、传媒垄断、武器垄断、经济管制；奥威尔《1984》里老大哥在看着你、电幕无处不在，正是这种统治的文学投射。

回看全书主线，民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开关，而是竞争性选举加公民自由的连续光谱。一个好的政体，既要有能力回应民意、有效施治，又要让权力受到约束，有效，且受约束，才是政治通达的答案。

在自由民主国家，因为新闻自由，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致死案例。 — 原文, 第5章·约342页

制度设计不是装饰，它直接决定民主能否稳住

1852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一次总统直选，巴黎政界呼声最高的卡芬雅克只拿到144.8万张票，而刚从流亡中归来、几乎无人看好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凭拿破仑这个显赫姓氏一举斩获543.4万张选票，几年后便把共和国改成帝国。

议会制民主政体在历史上表现更加出色绝非偶然。对议会制和总统制进行认真的比较以后会得出结论：总体上前者较后者更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 — 原文, 第6章·约384页

政治学家林茨（研究总统制崩溃的权威）用这个案例说明：总统制下政治新星容易快速崛起，制度本身就在制造不稳定。林茨在1990年发表《总统制的危害》，把总统制的问题归结为五条。

议会制民主政体平均58年崩溃一次，每年崩溃的可能性是1.71%；而总统制民主政体平均24年崩溃一次，每年崩溃的可能性是4.16%。 — 原文, 第6章·约389页

第一是双重合法性冲突：总统和议会都由选举产生、互不统属，谁也不服谁。1970到1973年，智利总统阿连德想搞土地再分配、企业国有化，议会死活不配合，他干脆绕开议会下紧急状态令，结果冲突不可调和，最后军方政变。

第二是固定任期易陷政治僵局。第三是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第四是对反对派更不宽容。第五就是上面说的政治新星快速崛起。

半总统制看似集两家之长，魏玛共和国（1919到1933）的垮台就与半总统制架构有关，2013到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也连带其设计缺陷。

数字更刺眼。学者柴巴布统计：议会制民主平均58年才崩溃一次，年崩溃概率1.71%；总统制平均24年就崩一次，年概率4.16%。

1946到2002年全球157次政体变更，拉美独占58次、占37%，而拉美多半是总统制。当然也有反驳--霍洛维茨说这是地区偏差，拉美本身条件就差；梅因沃林补了一刀：总统制配上两党制（如美国）就稳，配上多党制才乱。

为什么总统制这么受质疑？早在19世纪，英国法学家白芝浩就比较英议会制与美国总统制，认为英国首相由议会多数党产生、能保证政策获支持，而美国总统与国会无捆绑、不断冲突；连当过总统的政治学家威尔逊也认同此看法。

再往下看，选举制度也在悄悄塑造政局：迪韦尔热定律指出，简单多数决定制倾向于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多党制--选举公式本身就在决定政党格局，而政党体制直接关系民主能否稳住。

所以制度不是装饰。第六章真正想说的是宪法工程学：宪法与政治制度是一个独立变量，可以人为设计，它通过界定政治行为者的激励结构来产生不同后果。

一部好宪法关键不在文本多漂亮，而在能否真正运转起来。说到底，好的政治制度既要让国家有效运转，又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正是全书好政治既要有效国家、也要受约束的国家的主线。

宪法工程学是试图通过有意识的宪法与政治制度设计来达到某些预期的政治目标。 — 原文, 第6章·约435页

法治的真谛是政府自身也要被法律套上笼头

拆迁在中国是热点，可19世纪的普鲁士有个更离奇的故事：国王威廉一世在波茨坦建行宫，嫌一座磨坊挡了视线，派卫队强行拆掉。

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 原文, 第7章·约465页

磨坊主竟把国王告上法庭，法院不仅受理，还判皇帝败诉，要求原地重建并赔偿。更绝的是，数十年后威廉二世宁可花6000马克帮磨坊主还债，也不肯买下这座司法独立的丰碑。

每一个人受到侵害时，都有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政府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提供这种保护。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 原文, 第7章·约477页

这故事点破第七章的核心：法治的真谛，是政府自身也要被法律套上笼头。政治学家把宪政概括为限政--宪法与法律限制政府活动和政治权力的范围。

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明确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政府能做什么要写清楚，不能做什么更要写清楚。书中还区分了法治（ruleoflaw，法律至高无上）与法制（rulebylaw，法律只是统治工具），一字之差，本质是把法律当主子还是当棍子。

1608年，英王詹姆士一世想亲自审案，被大法官柯克以不懂法律技艺为由驳回--这条国王受制于法律的传统，正是法治的源头。

光有宪法不够，关键在司法审查。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美国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主审）奠定了违宪审查权：马歇尔借一个管辖权细节，宣布国会《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条违宪、作废，从此法院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

此后联邦法院不仅能纠正政府侵害公民权利（如裁定餐馆不得按肤色拒客，这一判决甚至超越了民主多数规则），还能解决联邦与州之间的权限冲突（如州政府无权对过境货物征税）。

现实往往要权衡。2012年禽流感蔓延，政府该不该捕杀私人的鸡？书中用比例原则作答：若不构成紧急状态、公共安全未受威胁，捕杀就是侵犯财产权；若病毒真会大范围蔓延，则需在财产权与公共安全间两害相权取其轻，且须给予合理补偿。

但宪政不只是纸面文本，还取决于政治文化（是否信仰规则）与统治者是否尊重宪法--魏玛共和国虽有宪法，却因政治均衡不稳而失败。

书中还列举宪法的五个功能：确立合法性、规定政治制度结构、明确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提供政治争端解决办法（如智利宪法规定总统可付诸全民公决化解与国会冲突）。

说到底，好的政治既要有效国家，也要受约束的国家，法律捆住的正是任性权力的手。

宪政包含着限制政府或限制政治权力的意思。 — 原文, 第7章·约460页

民主转型成与败，既看结构性条件也看精英的选择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让乌克兰雪上加霜。这个国家从1991年独立启动转型，熬了23年仍是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两不像政体。

富裕国家更有可能成为民主国家，不是因为民主的出现是威权统治下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是因为民主——无论民主是怎样出现的——在一个富有的社会更有可能存活下去。 — 原文, 第8章·约522页

可同样是转型，韩国不到30年已选出6位总统、实现多次政党轮替，人均GDP逼近24000美元，从军事政变和强人独裁变成了全球自由民主优等生。

民主是成功还是失败，将继续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选择、行为和决策。 — 原文, 第8章·约549页

同是转型，为何冰火两重天？包刚升（研究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者）把前者称为民主转型僵局：威权瓦解启动转型，接着民主运转困难、冲突激化，最后威权方式登场、政体回潮--这个三段循环在乌克兰、泰国、埃及反复上演。

数据并不乐观：卡罗瑟斯统计，第三波近100个转型国中只有不足20个真正走向稳固民主；戴蒙德算过，1974到2006年第三波国家发生20次民主崩溃，占比14.2%。

为什么有的成、有的败？结构主义给出一堆解释：李普塞特说国家越富越能维持民主，普沃斯基用1950到1990年数据验证，人均收入预测民主的效度达77.5%--但新加坡富裕却威权、印度贫穷却民主，又打脸。

摩尔强调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亚里士多德早说过惟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托克维尔相信民情比法制更重要，帕特南用社会资本解释意大利南北治理差异。

国际因素也推波助澜，怀特海德算过1990年61个自由国家里有30个脱胎于英国殖民统治，麦克福尔则统计原苏东28国仅8个进入自由民主行列。

但结构只是情境，真正的变量在精英。拉斯托1970年提出动态模型，认为民主产生的唯一前提是国家统一，之后靠政治力量互动达成妥协；林茨与斯泰潘认为，条件越不利，越需要忠于民主的政治领导力；奥唐奈与施密特干脆说成功的转型取决于政治精英之间的协议。

亨廷顿区分改革、置换、移转三种模式，而李普塞特一句话收尾：民主成败将继续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选择。

亨廷顿把1828年美国男性普选突破视为第一波民主化开端、第三波始于1974年，他认为穷国难民主化、富国已民主化，最容易转型的恰是中间那段经济发展过渡带。

一句话，好政治既要有效国家、也要受约束的国家，而转型的临门一脚常常捏在精英手里。

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与离心型政体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 原文, 第8章·约509页

社会运动能成事，靠的是机会结构而非一腔热血

1930年3月12日，61岁的甘地带着78名学员从修道院出发，徒步390公里走到印度海滨小镇丹地，亲手熬制食盐--公然违抗英国《食盐专营法》。

他们只有激起较根深蒂固的团结一致感和身份认同，才能创造一场社会运动。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作为运动组织的基础，民族主义和种族或宗教总是比社会阶级的绝对律令更可靠，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促进团结一致和集体认同。 — 原文, 第9章·约593页

这一食盐进军引发数百万人响应，英国殖民政府起初镇压、最终被迫取消专营法并释放甘地。一场没有一兵一卒的运动，撬动了帝国。

受压迫的人民在追求自由当中还有第三道路可走，那便是非暴力抵抗的道路。 — 原文, 第9章·约569页

第九章讲的就是普通人怎么参与和抗争。政治参与形式极多：去跟人大代表投诉烂路是温和的个体参与；巴黎伦敦骚乱烧车是非法参与；泰国红衫军占领机场则滑向暴力。

不同政体下参与的成色也不同--民主政体下参与适中且自愿，威权政体下常是被操纵的假热闹（萨达姆选举得票超99%），极权政体如纳粹德国则是高度组织化动员。

选举权也不是天经地义。英国早年只有纳税的有产男性能投票，宪章运动（1838年《人民宪章》六条）争了十年虽未成功，却为后来普选铺路；到20世纪晚期才普遍落实一人一票。

可另一边，成熟民主国投票率却在跌：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里记下，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从1960年的62.8%滑到1996年的48.9%，社会资本在衰落。

社会运动为何有的成、有的散？康奈尔政治学教授塔罗（研究社会运动的权威）说，运动要具备集体挑战、共同目标、团结认同和持续抗争四要素，而民族主义、宗教比阶级更容易凝聚认同；蒂利补充WUN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奉献），并指出运动有一系列常备剧目（协会、示威、集会、请愿）。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里点出搭便车难题--环境好了人人受益，凭什么你出力？所以运动成事，靠的是组织动员、集体认同与恰当时机，而非一腔热血。

赫尔德说民主要双重民主化（国家改造加市民社会重构），戴蒙德更直言独立组织的能力提升才是民主真正的本土根源。蒂利把社会运动定义为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其诉求对象不止政府，也可能是大公司--动物保护协会针对皮草商，反全球化运动指向沃尔玛。

怨愤理论认为，严重不公与相对剥夺感（如占领华尔街背后的贫富差距）才是运动兴起的土壤。说到底，好政治离不开受约束的国家，也离不开能自我组织的社会。

在1960年，有62.8%达到投票年龄的美国人去投票站投票，在肯尼迪与尼克松之间做出选择。 — 原文, 第9章·约569页

政治文化未必是民主的因，很可能只是它的果

为什么有的国家制度抄得一模一样，民主却运转不起来？托克维尔当年考察美国民主，给出的答案是“民情”。他在书里反复说一句话：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又不如民情。

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 — 原文, 第10章·约628页

这里的民情，换成今天的政治学术语，就是我们这讲要谈的政治文化。什么是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写《政治发展面面观》的）把它说成一组态度、信仰和情感，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含义。

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 — 原文, 第10章·约634页

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对自由与权威、对国家与政府、对政党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态度。同样是听“国家”二字，中国人和英国人脑子里冒出来的画面完全不同；同样一个政党，有人视为领导机构，有人只当它是“争权夺利”的组织。

这些根深蒂固的倾向，才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长什么样。托克维尔的招牌发现是“乡镇精神”。1831年他到美国，第一站看的不是华盛顿，而是新英格兰的乡镇。

当时美国乡镇人口也就两三千，相当于中国一个村，实行直接民主、没有乡镇议会。居民要办一所新学校，就召集全体选民大会讨论表决。

托克维尔被这种图景打动：居民依恋乡镇，是因为乡镇强大独立；他们关心乡镇，是因为自己参与管理；他们热爱乡镇，是因为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

正是这种参与和热爱，让美国民主有了灵魂。他认为，哪怕有联邦宪法和三权分立，没有乡镇精神，美国人恐怕也享不到真正的自由。

半个多世纪后，阿尔蒙德和维巴（写《公民文化》的两位）把政治文化研究搬进了问卷和统计。1957到1962年，他们对美、英、西德、意大利、墨西哥五国做了约5000份问卷调查，平均一国1000份。

他们把政治文化分成三种：村民文化只关心自家一亩三分地，臣民文化消极服从权威，参与者文化像新英格兰乡镇居民那样积极参政。

他们认为最有利于民主稳定的不是哪一种纯粹类型，而是三者混合的“公民文化”----该参与时参与，该服从时服从。一个反差例子：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靠最高法院5比4裁决胜出，戈尔和民主党选民虽遗憾却平静接受；同样的事若放在泰国，反对派很可能上街游行、占领机场，乃至酿成军事政变。

差别就在政治文化。连华盛顿当年拒绝部下劝进称王，靠的也是这位开国领袖反对君主制的坚定信念。到了英格尔哈特（密歇根大学那位集大成者），政治文化研究进一步量化。

他发起“世界价值观调查”，用数据说话：公民文化与民主政体维系的相关系数高达0.74，与生活满意度、人际信任、支持渐进变革的相关度分别是0.79、0.81、0.60。

他有个生动对比：英国小镇家家栅栏一米来高、轻易可翻，说明人际信任度高；意大利小镇却围着高墙、装着铁门、养着大狗，信任度低得多。

帕特南（写《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则从社会资本切入。他研究20世纪70到90年代意大利地方分权改革：北方绩效明显好于南方，经济发展与民主绩效相关度0.77已算高，但公民共同体传统与绩效的相关度高达0.92。

他的比方是闯红灯----社会资本高的社会，大家都不闯，合作更容易达成。不过要提醒一句：政治文化究竟是民主稳定的因，还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果？这本书的标题已经点破----它很可能只是果。

英格尔哈特自己就修正过“经济发展直接导致民主”的线性假说，认为是经济发展先驱动文化转型，文化再让民主成为可能。

回到全书主线：好政治既要一个有效的国家，也要一个受约束的国家；而政治文化这种自下而上的东西，既是民主的土壤，也恰恰是被国家与经济发展长期塑造出来的结果。

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 — 原文, 第10章·约648页

多族群国家的民主转型，先要解决'我们是谁'的认同难题

朝鲜和韩国分裂六十多年，却都还把“统一”挂在嘴边；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和平分手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史称“天鹅绒分离”；而前南斯拉夫更惨，今天已经裂成七个国家。

一种为某个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 — 原文, 第11章·约659页

三个例子都指向同一件事：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能在和平年代改写国家版图。什么叫民族主义？伦敦政经的史密斯（写《民族主义》的）说，它是为某个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三个目标就是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认同。

它（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 原文, 第11章·约656页

可“民族”到底是什么？过去苏联教科书走客观路径，强调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安德森（写《想象的共同体》的）走主观路径，说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靠印刷资本主义让陌生人用新方式想象彼此。

史密斯试图两边都融合。这里有个关键区分：民族不是国家（英国是国家，内含英格兰、苏格兰等多个民族），民族也不是族群----族群通常没有政治目标、没有公共文化、不一定占有一块疆域，而民族至少要立志争取自治。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族群政治因此是大问题。麦格（写《族群社会学》的）归纳族群的五个特征：独特文化、社群意识、族群中心主义、与生俱来的成员资格、以及领地。

问题出在，当不同族群开始竞争，关系就可能从融合转向冲突。霍洛维茨说“族群冲突是世界性现象”，托夫特更给出冷冰冰的数字：现在几乎三分之二的武装冲突都包含族群因素，二战之后数百万人仅仅因为属于某个族群就丢了命。

还有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族群冲突程度，跟族群分化程度不是直线关系，而是倒U形。若一个国90%人口属同一族群（分化低），冲突反而少；若两三族群势均力敌、彼此竞争（比如各占30%、25%），冲突最烈；可万一最大族群只占10%，其余像万花筒一样碎成许多小族群，谁也形不成对抗阵营，冲突反而又降下来。

对多族群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更是火上浇油：威权时期诉求被压制，表面冲突低；一旦开放选举，落后国家里族群身份立刻变成最顺手的动员工具，冲突先冲高；只有民主巩固时间长了，大家学会用制度化而非暴力方式表达，冲突才回落。

这就是政治学界说的“倒U曲线”。那怎么办？制度主义者分两派：利普哈特（写《民主的模式》的）主张权力分享，用比例代表制、联邦制、给少数族群自治权来弥合裂痕，叫共识民主；霍洛维茨却认为这套反而激化冲突，主张用偏好性投票先做政治整合。

本书作者的判断是：高度分裂的社会若搞离心型、高度分权的地区主义安排，最容易民主崩溃，关键是通过宪法设计给精英跨族群的政治激励。

欧洲二战前的经验值得借鉴：一是靠现代化和统一市场，让各族群在经济上互赖；二是建平等主义国家，淡化族群身份、强化公民身份；三是塑造超越族群的“民族认同”。

回到全书主线，好政治既要有效国家也要受约束国家，但对多族群国家，转型前还得先回答“我们是谁”----没有共同认同，再好的制度也架不住裂解。

现在几乎三分之二的武装冲突都包含了族群因素。……族群冲突是武装冲突的最主要形式，在较短时期内、甚至较长时期内大概都不会缓和。……仅在二战之后，就有数百万人因为身为特定族群的一员而丧命。 — 原文, 第11章·约676页

革命与内战的爆发，往往始于国家自身的危机而非底层反抗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小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只差两千票，最后由最高法院5比4裁决小布什胜出。戈尔输了，却发表败选演说说“尊重游戏规则”。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 原文, 第12章·约686页

同一件事放到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很可能就是街头骚乱甚至武装冲突。这提醒我们：现代政治文明的首要特征，是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已经去暴力化。

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 — 原文, 第12章·约686页

但暴力从未远离政治。2011年伦敦北部街道被示威者焚烧，2001年“9·11”两架飞机撞塌世贸双子塔，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2010年一次教派屠杀就死了五百多人。

国家是什么？第4讲说过，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当国家没法有效垄断暴力，政治秩序就失控了。亨廷顿那句名言点得很直：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政治暴力五花八门。蒂利（写《集体暴力的政治》的）给集体暴力列了三个条件：当场造成肉体伤害、至少两个作恶者、施暴者彼此协作。

光为争水源两村斗殴不算政治暴力，得有政治动机才算。常见的政治暴力包括：街头骚乱（墨索里尼靠占领街头上台、泰国红衫军黄衫军占机场）、政治大罢工（1970到1973年智利，约6万卡车业主罢运、把车停在进出圣地亚哥的要道上，首都很快缺粮）、政治暗杀（宋教仁1913年上海火车站遇刺、印度甘地家族三代死于暗杀）、恐怖主义、军事政变、族群屠杀（卢旺达胡图族把图西族数十万清洗殆尽），以及内战。

蒂利还用两个维度给国家分类：政体（民主还是威权）和国家能力（高还是低）。高能力的民主国家，诉求能在体制内表达、国家又能控制暴力，政治暴力最低；低能力的非民主国家，诉求没处说、国家又管不住，暴力最高。

一个微妙之处：高能力威权若启动民主转型，政体变民主会让暴力降，可若转型中国家能力崩了，暴力反而可能倍增----所以民主转型初期，政治暴力不降反升并不稀奇。

最剧烈的暴力是社会革命。哈佛的斯考切波（写《国家与社会革命》的）重新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社会革命不是底层单方面造反，而是旧制度先自己衰朽----专制者的行政和军队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分崩离析，再加上底层阶级大规模反抗，两股力合到一起才引爆。

她引的那句话很关键：“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紧急事件的交叉压力之下，专制者及其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军队走向了分崩离析，从而为以下层反叛为先锋的社会革命转型开辟了道路。

”列宁说得干脆：统治阶级自己都没法再统治下去时，革命就来了。晚清就是样板：顽固派把改革当口号，满汉官员比例一调，真改革推不动；体制外温和派失市场、激进派崛起，1911年武昌起义，几个月清王朝就垮了。

米涅总结得好：牵涉切身利益时没人肯牺牲，“除去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比革命更惨的是内战。斯坦福的费隆把它定义为国内组织化武力集团为控制政权而持续的暴力冲突，伤亡至少一千人才算内战。

世界银行科利尔和霍夫勒的C-H模型用160国数据提炼出六因素：财务资源好捞（有石油、钻石----塞拉利昂一小兜钻石就能换一卡车AK-47）、反叛机会成本低（越穷越容易当兵造反）、地理人口利于游击、族群宗教怨恨、人口规模大、以及离上次内战越近越易重演。

内战最可怕的后果，是打破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国家随之解体。回到全书主线：好政治既要一个有效的国家（能垄断暴力、提供秩序），也要一个受约束的国家（不滥用暴力）。

从政治暗杀到内战，展示的都是赤裸裸的暴力；现代政治文明真正的考验，是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责任”。

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组织化的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些集团都旨在控制中央或地区的政治权力或改变政府政策。 — 原文, 第12章·约715页

决定一国贫富的是制度质量，而非资源禀赋

大家爱用“做蛋糕”和“切蛋糕”打比方：做大蛋糕是经济增长，切好蛋糕是分配公平。经济学家常说，只有切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

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也就是从掠夺中而不是从生产或者互为有利的行为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社会就会陷入低谷。 — 原文, 第13章·约730页

可这本书补了一刀：比经济规则更强硬的，是政治规则----国家作为垄断强制力的机构，能跟市场一起、甚至取代市场来配置资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由于征伐匈奴、国库空虚，决定向全国商人和富户征收额外的财产与收入税，史称“算缗”。这实际上接近于政府单方面的财产征收。 — 原文, 第13章·约734页

所以得先问：国家跟蛋糕到底什么关系？作者给出“蛋糕政治定律”三条：没有国家时，主要规则是抢蛋糕。自己做了蛋糕未必吃得上，不如练好抢蛋糕的本事----这差不多就是霍布斯说的“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也是奥尔森说的“流寇统治”，这种状态下经济增长绝无可能。

绝对主义国家，主要规则是分蛋糕。分蛋糕的人自己定规则、自己操刀，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书里举了两个古例：秦始皇前221年统一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把全国贵族富户强迁咸阳；汉武帝前119年为打匈奴国库空虚，搞“算缗”向商人和富户额外征税，还鼓励互相揭发，不交就坐牢灭门。

在这种国家，精英的理性选择是挤进分蛋糕的部门，而不是去做蛋糕。立宪主义国家，主要规则才是做蛋糕。因为分蛋糕的规则，是由做蛋糕的人一起定的，权力被限定在有限范围。

诺思（写《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的）的研究印证了这点：13到17世纪英国政治变革和立宪政体确立，塑造了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这才有了后来的工业革命。

奥尔森一句话点透：“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取而不是创造……社会就会陷入低谷。”这套逻辑的人性基础，是经济学的人性假设----经济人：自利、理性（西蒙纠正为“有界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

顺着这个假设，私人部门治理要三件套：界定和保护产权、经济自由与竞争、契约的强制执行与法治。市场美妙时，福特引入流水线把汽车效率提了数十倍，斯隆又造出更好的车超越福特，乔布斯用Ipod、Iphone不断创新----消费者以更低价格拿到更好产品。

但市场也会失灵，没有国家，市场自身都保不住。公共部门治理同样要讲规则。政治家、官员、选民说到底也都是经济人，别指望他们天然高尚。

“公地悲剧”说明：公共牧场谁都去放，草很快被吃光。所以公共治理要三条：第一，资源和权力由多数人通过选举控制，让官员不得不迎合多数；第二，要有政治竞争，否则少数权力集团会一直把持资源；第三，也是常被忽视的，民主也要有边界----宪政约束。

否则穷人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富人可能干脆联手军人搞政变。唐斯和布坎南（写公共选择理论的，拿了诺奖）都把政治看成一场交易。

最精彩的是“激励结构”。两个能力相当的同学，甲进A机构，一把手凭主观印象定升降，甲就会拼命讨好上头；乙进B机构，规则是“销量大自然升职加薪”，乙就拼命做业务。

久而久之，A公司形成讨好文化，B公司形成绩效文化，两家竞争谁赢一目了然。医生若靠卖药提成而非治好病人拿回报，整个行业就扭曲；官员若靠搞关系而非服务公众升迁，公共性就成了口号。

作者举了个巧例子：奥巴马去某州视察，州长没空陪，因为美国州长去留取决于本州选民、不取决于总统满意不满意。再看腐败。

公式很简单：腐败C等于权力控制的资源Pr和分权制衡C&B的函数----资源越多、制衡越低，越腐败。反腐也就两条路：降低权力攥着的资源（少审批、少管制、国企别太多），强化分权制衡（选举监督、权力分立、媒体自由）。

回到全书主线：决定一国贫富的，是制度质量而不是资源禀赋。好政治既要一个有效的国家（能立规则、保产权、做蛋糕），也要一个受约束的国家（不能沦为分蛋糕的掠夺者）。

制度质量说到底，就是能不能在私人和公共部门都塑造出“让人通过创造价值来获利”的激励结构。

没有国家时的主要规则是抢蛋糕；绝对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分蛋糕；立宪主义国家的主要规则是做蛋糕。 — 原文, 第13章·约736页

政治科学的第一步，是先分清'相关'与'因果'

你每天听到无数观点，课堂上老师讲、媒体上专家说、书里思想家写，还常常互相打架。你更信谁？又凭什么信？这一讲不教你具体知识，而是教你怎么获取知识----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步就是分清“相关”和“因果”。

我建议应当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分界标准。按照我仍然坚持的这个观点，一个系统只有作出可能与观察相冲突的论断，才可以看作是科学的 — 原文, 第14章·约775页

书里有个小岛的故事。18、19世纪某小岛每到冬天就爆发疫情，春季又消失。岛民发现：每当冬季，常有迷航的大陆船只靠岸补给，疫情也跟着来。

过去，小岛居民发现了疫情（E）和大陆船只（B）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被误以为是因果关系。但实际上，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 — 原文, 第14章·约779页

于是他们认定：是大陆船员把不洁净的东西带上了岛。可20世纪生物学家去调查，真相是风向变了----冬季风从大陆刮来，把大陆空气里的病菌吹到岛上，同时顺风也让迷航船更容易漂来。

也就是说，疫情和船只都只是“风向改变”这个共同原因的两个结果。岛民把相关性误当成了因果。这正好照见新闻报道的毛病。

一篇食品安全事故的报道，结尾往往写“希望有关部门出来管一管”。可较真的人会反问：问题到底是管制太少，还是管制过度、市场不自由？不把背后的因果关系搞清楚，观点就站不住脚。

社会科学研究有几种常见谬误，巴比（写《社会研究方法》的）列了：不确切的观察（你根本记不清方法论老师鞋什么颜色）、过度概化、选择性观察，还有赌徒谬误。

后者最典型：选择性偏差。一个外国学者首次访华，只走浦东机场、商务车、外滩夜景、五星级酒店这条线，就会惊叹中国发达----可他漏看了普通城市和乡村。

更经典的案例是1948年美国大选：盖洛普用电话抽样预测杜威大胜，结果杜鲁门反以4.5%优势连任。毛病出在电话当年未普及，装电话的多是有钱人，抽样天然偏向共和党支持者。

那什么是科学方法？先观察真实世界，再提出假说（通常是“原因A导致结果B”的因果表述），最后用经验证据去检验证实----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达尔文进化论就是样板：先提“遗传变异加竞争选择”的假说，再用化石、物种分布、分子生物学等证据系统验证。确定因果关系至少要过三关：原因和结果相关、原因在时间上先于结果、两者之间有引发机制。

光相关和时间先后不够----冰淇淋销量和溺水死亡数据高度相关，而且先升后升，但显然不是冰淇淋导致溺水，共同原因是夏天气温上升、下海游泳的人多了。

因果机制最难找，也最关键。社会科学家用“变量语言”说话：结果叫因变量y，原因叫自变量x，写成y=f(x)。上一讲的腐败公式C=F(Pr,C&B)就是一例。

要确定因果，密尔（写《逻辑体系》的）的比较法最常用：求同法（有X处都有A）、求异法（有A就有X、无A就无X，像研究双胞胎或东德西德）、共变法（A变X也变）。

普沃斯基和托伊恩还补了一招：最好找“最大相异案例中的最大相似”----地区、文化差很大的国家，若都显示X导致Y，结论才可信。

书里用抽烟打比方：收入高的人多抽贵烟，求同、求异、共变都能验证。研究还分单因素和多因素（自变量别超过四五个，否则像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那样变量太多反而弱化了核心因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像病理学家找癌症病根、临床医生开药方）、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量化能证相关却难证机制）。

作者最后总结“研究九问”和彭玉生概括的“洋八股”：从问题、文献、假说，到找数据、衡量、方法、分析、结论，一环都不能少。

回到全书：前面十三讲谈的政治文化、民主转型、革命内战、制度与增长，哪一个都不是靠表面相关就能下结论的。政治科学的第一步，永远是先分清“相关”与“因果”，别被同时发生的两件事骗了。

有人发现，某海滨城市冰淇淋销量和溺水死亡事故数据高度相关，而且从时间顺序上看先是冰淇淋的销量逐渐提高，然后是溺水死亡事故数据也逐渐提高。那么，能否据此认为“冰淇淋销售导致溺水事故”呢？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 — 原文, 第14章·约794页